原創 2017-03-09 高淵
他生在日寇飛機轟炸中，為此取名“徐抗敵”。
他曾擔任7年上海市市長，又轉任中國工程院院長，官至全國政協副主席。
今年他80歲了，又出現在習近平的座談會上。
一
前幾天，習近平在北京考察城市規劃建設和冬奧會籌備。在随後舉行的座談會上，出現了一張熟悉的面孔：徐匡迪。
徐匡迪今年整整80歲了。
他之所以出席這個會議，是因為他現在還擔任一個鮮為外界所知的職務。
2014年6月，中央決定由他擔任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組組長。而京津冀協同發展，是習近平提出的三大戰略之一，另外兩個是耳熟能詳的“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
16年前的2001年底，徐匡迪卸任上海市市長，赴京擔任中國工程院黨組書記，後來當選院長。
2008年卸任全國政協副主席，2010年卸任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現在還擔任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常常被請到中央開會。
隻要不外出，他每天必到工程院上班，有時周末也去。
那天，他帶我走進他的辦公室。最顯眼的是，一面牆上挂着他獲聘英美俄瑞典等國工程院外籍院士的證書。
我問他，為何沒有德國？
徐匡迪笑道：“因為德國沒有工程院。”
二
80歲的徐匡迪依然儒雅親和、思路清晰。
他生逢戰亂，在日寇飛機的不斷轟炸中，出生在逃難路上。
1937年底，老家浙江桐鄉的房子被日軍燒毀，全家就一路逃難。父親走路，母親正懷着他，也隻能雇一輛獨輪車。
就是這樣艱苦地走，日本飛機還不停地在頭上轟炸。人就隻能躲在稻田裡，那是冬天，非常冷。
徐匡迪就出生在逃難路上，父母起名：“徐抗敵”！
一路颠簸到了昆明，後來進了西南聯大附小讀書。
一次老師對他說：“日本鬼子的日子長不了了，你也不用這一輩子抗敵，要不要我幫你改一下名字？”
徐匡迪那時候上小學二年級，也不懂。老師就拿毛筆寫了“匡迪”兩個字，他不認識，就問老師什麼意思呢？
老師寫了“匡扶正義，迪吉平安”，說拿回去給你爸爸媽媽看，問他們同不同意。
回家一問，父母欣然同意，就此由“徐抗敵”更名為“徐匡迪”。
三
在徐匡迪看來，他強烈的家國情懷，與小學教育有很大關系。
他們的老師大多是東北流亡學生，家鄉被日寇侵占，都有很深的故土情結。而且當時是全面發展，小學音樂教育也非常好，老師是西南聯大藝術系畢業的，教正規的五線譜。
抗戰勝利後，徐匡迪回到杭州上學，小學中學都是重點。中學是杭州高級中學，到現在已經出了47位院士。
因為喜愛音樂，高考原打算考藝術院校，但最終在建設新中國的激情鼓動下，考進了全國重點大學——北京鋼鐵工業學院。
不過，當時徐匡迪還不知冶金為何物。
第一次看到煉鋼爐，被吓了一跳，但後來成為冶金領域權威專家。
四
1982年，徐匡迪應邀去英國帝國理工大學做訪問學者。當時，他是上海工業大學教授。
對他而言，英國此行非常震撼。
當時，國内還在用糧票、肉票、油票、布票等等，還是短缺經濟。他到倫敦的第二天，準備買點日用品，然後就可以埋頭搞科研了。
穿過市中心的海德公園有個大超市，他以“震驚”來形容：“五顔六色、琳琅滿目，裡面什麼東西都有！”
于是，他決定選修宏觀經濟學。
找到授課教授，問他這裡為什麼商品這麼豐富？
問是這麼問，但徐匡迪心裡想，你們這種帝國主義國家，還不都是從殖民地剝削來的。
那位教授回答：“市場經濟是競争經濟，要供大于求才能競争。隻有競争才有效益，隻有競争才有質量，隻有競争才能夠使客戶滿意。”
這番話和這門課，都給了徐匡迪很大啟發。
五
英國進修結束後，1984年，瑞典蘭塞爾公司邀請徐匡迪去當副總工程師。而且，當時沒有總工程師，其實他就是總工程師。
工作了一年多，公司高層非常滿意，把徐匡迪的夫人也請去，還說要把他們的小孩也接過來念書，就是希望他長期留下來。
正好此時，上海工業大學的錢偉長校長到瑞典來，住在徐匡迪家裡。因為他家裡條件比較好，早上有粥，還會蒸點饅頭之類。
錢偉長跟徐匡迪深談了一次，意思就是讓他回來，但沒有這麼明說。
錢偉長就講他當年國家那麼困難的時候，交通都不通，他還是堅持要回國，就是想為國家做點事。講得大家流淚，最後徐匡迪說：“您放心，我會回去的。”
臨别時，蘭塞爾公司高層給徐匡迪寫了非常好的評語，說他在這裡的工作超過所有其他工程技術人員，永遠歡迎他回去工作。
六
很多年來，坊間一直流傳，說徐匡迪從政，是因為跟着朱镕基去了一趟歐洲。
我當面向他求證，徐匡迪笑着把故事講了一遍。
那是1990年底，朱镕基帶隊出訪歐洲，他當時是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
朱镕基提了一個要求：“我們對外要有新形象，我帶出去的團員都要講英語，不要翻譯，行不行？”
他就親自挑選團員。原來的名單中沒有徐匡迪，因為他當時是上海市高教局長，而朱镕基此行主要是為了招商引資。
後來決定加一位教育界人士，便請徐匡迪随行。
出訪中，有一站是巴黎的證券交易所，因為法方總經理不肯講英語，中方就請了駐法大使館的文化參贊來翻譯。參贊是學法國文學的，對巴爾紮克、大仲馬絕對熟，但不懂經濟專用名詞。
遇到疑難的單詞，徐匡迪就幫他解釋了一下，比如可轉換債券、指數期貨等。
朱镕基聽了有點懷疑，他說你怎麼會懂這些東西？
徐匡迪說：“我前幾年在瑞典蘭塞爾公司工作時，對這些都接觸過。”
朱镕基聽在耳朵裡，在回國的飛機上就找徐匡迪談話。
他說：“我已經打電話回去，跟市裡領導商量把你調到計委當主任。“
因為大家很熟就比較随便，徐匡迪說：“開玩笑吧，有沒有搞錯啊？”
朱镕基嚴肅地說：“什麼搞錯，我不跟你開玩笑，你到底怎麼樣？”
徐匡迪說：“你找錯人了，我是一個不喜歡計劃經濟的人，我怎麼能夠去當計委主任。”
沒想到朱镕基哈哈大笑：“哎呀，我終于找到一個不喜歡計劃經濟的人，去當計委主任了。”
回國一個月後，徐匡迪正式調任上海市計劃委員會主任。
七
徐匡迪當過教授、大學校長，也當過上海的高教局長、計委主任、市長，後來又當中國工程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而他最難忘時光，還是在1992年到1995年，擔任上海市副市長兼計委主任這一段。
這正是上海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
那時，計委是矛盾焦點，不到晚上11點離不開辦公室，門口常有人排隊。因為要批項目，批了項目就有錢，就可以做各種事情。
當時，上海一年可以用來建設的資金隻有37億元，幾乎所有的部門都來要，那肯定打破頭啊！
後來，徐匡迪想了個辦法，提出計委不做具體項目的評審人，而是根據市委市政府具體要求來“切蛋糕”，最終由市委常委會來決定。
這樣一來，就是反過來計委來催各部門了，為什麼項目還不定下來？計委也就不分錢了，而是來調度資源。為了做好資金調動，後來成立了上海國際投資公司，把錢放在那裡，計委可以管理。
另外，計委還要思考怎麼把資産變現。
當時上海建了南浦大橋和楊浦大橋，向世界銀行和亞洲銀行各借兩個億。按當時官方彙率，相當于20億元人民币。建好以後收費通行，請一家香港的資産評估公司來估值。他們算下來每年回報率是12%，8年可以回本，按股市評估市場現值52億。
徐匡迪向市裡彙報，說這個錢與其白白放着，不如賣掉49%的股份，變現的資金可以繼續造徐浦大橋、盧浦大橋。
“就是要轉變計委的職能，再也不要成為矛盾的焦點，總是弄到晚上11點下班了！”
八
1995年2月，徐匡迪當選上海市市長。一直做到2001年12月，差不多7年。
徐匡迪跟我說：“我比陳毅市長還多一年，陳老總是1949年來，1955年離開的。”
他當市長的時候，浦東的大部分還是農村，而南北高架、浦東國際機場、内外環線、金茂大廈、香格裡拉賓館二期、東方明珠電視塔，都在建設。
那是上海發展的關鍵時段，在徐匡迪看來，當時辛苦是辛苦，但上海有一個設計精、運轉快、效率高的政府機構，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長，都是質量非常高的。
他們大多數是重點大學畢業，差不多一半人有在國外工作學習的經曆，同時還有基層工作經驗，都當過局長、委辦主任，或者校長、大企業經理等。
“市政府不是衙門，而是一個議事決策的機構，大家在一起做事，比較愉快。”
我說，在那個大建設年代，你作為市長，最擔心出事吧？
徐匡迪也很感慨：“應該說我也是提心吊膽過日子。但上海的幹部素質是高的，都是非常敢擔當的。如果隻靠市長一個人，就是不吃飯不睡覺也沒用啊！一支好的幹部隊伍最重要。”
徐匡迪又說到一件讓他難忘的事。
2001年，在上海開APEC會議，這是“9?11”事件發生後，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的首次出訪。
會前，美國的安全官員來了很多次。突然在開會前三天，他們提出車隊經過的浦東世紀大道上有幾十個窨井蓋，下面是下水道，說這個不安全，擔心有人放定時炸彈。
中方跟他們說，每天晚上會派人打開蓋子檢查，等到車隊經過往返時，每個窨井蓋上站一個警察，他們同意了。
但到會前記者招待會時，美聯社記者又把窨井蓋的問題提出來。
徐匡迪這樣回答：“我隻可以告訴你絕對保證安全，但是如果告訴你是怎麼保證的，可能就不安全了。”
大家都鼓掌，外交部發言人也笑了，會後跟他說：“你這個回答好。”
九
2001年11月底，徐匡迪前往巴黎作上海申辦世博會的陳述，回滬後即卸任市長，前往中國工程院履新。
在當時，這是個不小的新聞，大家都覺得有點突然。
我們聊到這個話題，徐匡迪說：“組織上考慮，我到中國工程院工作。工程院院長不是任命的，要經過主席團提名，然後全體院士無記名投票，得票2/3以上才能當選。所以組織上希望我早一點過來，先擔任黨組書記，因為黨組書記中央可以任命。這樣就可以把工程院的工作先熟悉起來，也讓大家對我有個了解過程。”
那一年，徐匡迪64歲。按照規定，正部級的市長隻能當到65歲，他也做了好退的思想準備。
之所以走得很匆忙，是因為需要他去巴黎作申博陳述，報告人必須用英文或法語，當時擔心如果臨時換人去做陳述，效果可能受影響。
去巴黎之前，徐匡迪就知道要走了。卸任市長後，當時的駐法大使吳建民還打電話回來問，說這會不會影響到申辦？後來，國務委員吳儀跟他說明了情況。
在徐匡迪看來，組織上讓他早一點去工程院是對的，選舉院長的時候他得了96%的票。
後來徐匡迪夫人曾說，不當市長可以多活十年。
因為壓力小了很多，而且當時還沒當全國政協副主席，比較自由，可以到處逛。他們夫婦幾乎每天都在玉淵潭公園走上三五十分鐘。
若在上海的話，是根本沒有時間散步的。
十
還有一個花絮。
當時初到北京，工程院還沒有自己的辦公樓。有一次，徐匡迪去見朱镕基總理，說起在賓館辦公。
朱镕基說：“徐匡迪你好大的膽，中央剛出了紅頭文件，不許在賓館辦公。”
徐匡迪說：“面積不大，4乘14，就是4個14平方米的标準間。一間是我的辦公室，一間會議室，一間卧室，還有一間秘書住。采光不好，白天晚上都要開燈，隻有一件事情不錯，有4個廁所。”
朱镕基聽了哈哈大笑，說：“趁這兩年财政還有點錢，你想辦法去造個辦公樓吧。”
徐匡迪說他還算人緣好，當時北京市很支持，主管城建的副市長張百發更是不遺餘力，選了市中心這塊棚戶區，到2007年就建成了。
現在工程院辦公樓是北京著名的綠色建築，水是循環利用，屋頂有太陽能闆，能耗是一般标準的1/3。
十一
不可否認，上海市市長雖然不是徐匡迪擔任過的最高職務，但肯定是他從政生涯中的高光歲月。
聊起那7年的市長生涯，他最感欣慰的是，上海逐步變成了一個國際化的城市，也成為一個大家都向往去工作、去生活的地方。
而以前，上海老百姓有過一句口頭禅：“上海搞不好的。”
那時候工人下崗、交通擁擠、住房困難、基礎設施落後、國企沒有競争力，而等到徐匡迪離開上海的時候，上海人已經開始為上海感到驕傲，說明上金年会市的品質在發生變化。
當選市長的第二天，上海電台采訪徐匡迪，請他給上海人民提一個希望。
他就說，希望上海人不要把外地人叫鄉下人，要“海納百川”。
徐匡迪之所以這麼說，跟他當年一次遭遇有關。
60年代初，他初到上海工作，有一次去中百公司買東西，說的是普通話，問了幾個問題，營業員愛理不理，意思是你到底想不想買。
“那時候，上海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
後來，因為參加“四清運動”，被派到南彙去。那裡的農民聽不懂普通話，不說上海話就沒法交流，于是他就慢慢就會了上海話。
讓徐匡迪感到高興的是：
現在去上海，發現上海人都講普通話了。
十二
徐匡迪曾多次跨界，我請他說說不同職務的不同感受。
他說，做教師時，每年從招生開始，直到畢業分配，都要參與，應該說是一種鍛煉。
後來當校長就更加綜合，但是相對于計委來說，它對于社會、對于經濟，包括對人們的生活，沒有這麼深的影響。
高教局在某種意義上講，是重點大學的放大，那時候這個局要管上海32所大學。
現在回想做過的領導工作中，徐匡迪說，校長可能是最難的。
因為學校是一個學術民主、思想自由的地方，教授可以指着校長罵，說校長你這個說法“是錯誤的，我不同意”，然後可以揚長而去。
“他是教授無所謂啊，工資一分錢也不少。這個在政府裡面不可能的，局長怎麼敢罵市長，遞張條子最多了。”
徐匡迪總結：“校長最難當，市長最辛苦。我做市長那是真辛苦，早晨7點鐘離開家，晚上不到11點半回不到家啊。”
教授校長局長，
主任市長院長，
80載人生歲月，
終究一介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