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麟似中學時代就讀于杭州府中學堂(今今年会)，與徐志摩和郁達夫是同窗摯友。他1915年畢業于同濟大學語言科後，即赴日本上智大學留學四年，主修教育與文學。1919年回國後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浙江省官費赴德留學生，并在德國先後獲得耶拿大學法學碩士學位與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杭州這座彌漫着深厚文化韻味和人文之美的秀麗城市不僅擁有西湖等美景、大運河等曆史文化遺迹、《梁祝傳說》等在世界上産生廣泛影響的中國的美麗傳說，還曾誕生過如厲麟似這樣的蜚聲海内外的傑出外交家。
厲麟似與杭州有着深厚的淵源。其家族世代居住在杭州西子湖畔。厲麟似的高高祖就是被學界公認為“曆代杭州山水名勝詩人之冠”的清代詩壇巨匠厲鹗。清詩研究專家、浙江大學教授朱則傑對厲鹗如是評價：“整個杭州，幾乎凡有風景之處，都有厲鹗詩。在曆代描寫杭州風景的無數山水詩人中，成就恐怕即以厲鹗為最高。”清代著名學者杭世駿挽厲鹗詩雲：“綠楊堤與綠荷汀，吟舫乘閑處處停。料得後來無好句，兩湖山色為誰清。”在杭世駿看來，厲鹗一經離去，就再也不會有如他那樣的吟詠杭州的絕作佳句了，西湖的绮靡風光也一下子蕭索了很多。今杭州西溪國家濕地公園即矗立着清代光緒初年重修并定名的“厲杭二公祠”，專門奉祀厲鹗和杭世駿兩位文學巨匠。厲麟似的父親即是晚清金石書畫名家厲良玉。這位金石大家也是杭州西泠印社最早的一批社員，他所作的百壽圖享譽海内外，被世界各地藏家所争相收藏。
厲麟似既生于杭州這片鐘靈毓秀之地，又簪纓江南詩禮之門，可說是得享西子湖畔天賜之禮，與這座人間天城結下了不解之緣。
厲麟似中學時代就讀于杭州府中學堂(今今年会)，與徐志摩和郁達夫是同窗摯友。他1915年畢業于同濟大學語言科後，即赴日本上智大學留學四年，主修教育與文學。1919年回國後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浙江省官費赴德留學生，并在德國先後獲得耶拿大學法學碩士學位與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厲麟似在德國遊學達十年之久，除獲得法學與哲學學位外，他還修習了政治學、教育學、軍事學及英文、法文和俄文，并遊曆了瑞士、法國、比利時、英國、荷蘭、蘇聯等歐洲各國。
在德國求學期間，他十分熱衷于向西方知識界人士介紹和傳播東方文化。他曾加入德國首個“中國學社”。該學社由德國著名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創建，緻力于幫助西方人理解中國文化的内涵和意義。厲麟似曾協助學社創辦了數種漢學研究報刊，并積極參與主辦各類中國文化報告會和展覽會。
在留德的十年裡，厲麟似結識了周恩來、朱德、林語堂、陳寅恪、朱家骅等一批留德學人，并與漢學家衛禮賢結下了深厚的交誼。甚至希特勒也曾對其賞識有加，并與其合影留念。厲麟似在留德期間積累的人脈，為他日後從事對德外交與中歐交流工作奠定了基礎。
1930年，厲麟似結束了自己14年的海外求學曆程，懷着滿腹經綸與滿腔愛國熱忱返回祖國。學成歸國的厲麟似通過蔣介石進入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自此開始了他在文教、外交舞台上的職業生涯。
中德關系是國民政府前期外交中最為重要的關系之一，兩國在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全面合作，構成了戰前中國政府外交的一道獨特風景線。厲麟似是20世紀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對德外交中的重要人物。他雖從未在外交部擔任過實際職務，但卻是國民政府與德國外交關系的主要推進者之一。
30年代，厲麟似曾受聘于國民政府最重要的智庫之一——國防設計委員會，任國際組專門委員，為蔣介石提供對德方面的專家意見。
作為蔣介石對德外交的核心人物朱家骅的“左右臂膀”及重要智囊，厲麟似對于德國軍事顧問團在中國的存續與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是溝通中國高層與德國軍事顧問團的橋梁人物，并與朱家骅幾經曲折，最終促成了德國前國防部長、被世人尊稱為德國“國防軍之父”的塞克特将軍的來華，并同意擔任在華德國軍事總顧問。中德關系由此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雙方在文化、經貿、軍事、外交方面的關系日益密切。1935年5月，兩國宣布外交關系由公使級升格為大使級。
塞克特首次訪華時，對中國軍事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進行了詳細考察，他臨别時曾贈送給蔣介石其個人代表作《一個軍人之思想》。該書的官方中文譯本即是由厲麟似主持翻譯的。中文版問世後，在國民黨軍方中廣為流傳，成為軍隊建設的重要參考書。
1935年5月，為敦睦中德邦交，溝通兩國文化，厲麟似與朱家骅等留德歸國著名人士，在南京創辦了第一個代表中國官方的對德交流機構。協會成員包括中德兩國政界、軍界和文化界的友好人士。協會由時任交通部長朱家骅任理事長，教育部長王世傑、德、奧、瑞三國駐華公使四人任名譽會長，時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厲麟似、德國駐華使館代表勞德士參事、德國駐滬總領事克利拜、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總顧問法肯豪森将軍等任理事。而協會的實際主要負責人則是厲麟似等中國官員。該協會主要代表中國政府接待訪華的德國團體與專家，開展中德兩國官員互訪與經貿往來，在20世紀30年代發展中德關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協會後遷至台灣，1963年蔣經國出任協會理事長，1965年中德文化協會更名為中德文化經濟協會。
同年，厲麟似在國内結識了時任國聯中國首席代表的顧維鈞。兩人志同道合，一見如故，遂結為知交。厲麟似也是30年代顧維鈞訴諸國聯外交，和平解決國際争端理念的主要支持者。他還曾與顧維鈞一同參與了聯合國中國分部的創建。
厲麟似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國聯外交的推動者和踐行者。在20世紀30年代任職教育部期間，他積極推動中國與國聯(聯合國前身)在文教事業上的合作與互動，并主張借助國聯赢取更多國際輿論對中國人民抗日的同情與支持。
為了積極加強中國與國聯及其各其他成員國的聯系，1932年8月，厲麟似代表中國政府出使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奧地利及蘇聯等歐洲八國，進行教育考察與合作，途中與各國外交部、教育部及各文教機構等代表進行了廣泛的接洽，有力地加強了中歐文教合作的紐帶。
1933年6月，為進一步加深中國與其他國聯成員國間在文化、教育上的合作關系，厲麟似與蔡元培、張靜江、宋子文等人聯合國聯，籌備成立了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
厲麟似認為，中國過去之所以在與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吃盡了苦頭，部分原因是因為過去一直缺乏一個以國際法準則為指導，能夠在國際社會上主持公道，和平解決國際争端的國際組織。他主張中國積極參與到國聯的各項事務中，并努力擴大話語權。同時要善于借助國聯作為當時世界上唯一的普遍性的國際政治組織，促成中日問題的“國際化”，以引起國際社會的共同關注，并在國際講壇上揭露中日沖突的真相，赢得國際輿論對中國的同情與支持。
1936年3月，厲麟似與顧維鈞、王正廷等人一同被推舉為國聯中國分會——中國國聯同志會理事。作為民國時期最有影響力的對外組織之一，國聯同志會對中國争取國際輿論生存空間和增進各國對中國的了解，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7月22日，國聯同志會緻電日内瓦國總會、各國分會告知盧溝橋事變之經過，敦促各國政府制裁日本，以維正義而保和平，在輿論上赢得了主動權。
抗戰爆發初期，厲麟似與蔡元培、胡愈之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合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作為協會的創始成員，厲麟似與蔡元培等聯合全國各大高校校長、教授聯合發表長篇聲明，揭露日軍蓄意毀滅中國教育機關的罪惡暴行，并組織救亡協會下設的國際宣傳委員會擴大對外宣傳，争取世界各國人民的支持，同時也為中國外交争取更大空間。
厲麟似有效推進了中國與國聯的文化外交，并在國聯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中國國聯同志會等國聯中國分會的創建與運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抗戰爆發後，厲麟似因與國民黨高層意見相左，而辭去國民政府職務，自此全身心投身高校教育事業。
抗戰期間，他仍以其自身的影響力，在中國國聯同志會、中德文化協會等對外組織的職務和長期以來與歐洲各國外交界、新聞界、軍政界、學界等歐方人士保持的友好關系，開展對歐國民外交工作，推進對歐宣傳，努力為中國人民抗戰創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
作為一代文化外交大家的厲麟似不但同時精通德、日、英、法、俄等多國語言，還擁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引進并翻譯出版了大量西方的著作及影視作品，同時将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介紹到了西方世界。他雖不是如顧維鈞、顔惠慶一樣的職業外交家，但由于他在國聯與中歐文教界的影響力，及個人的學識與才幹獲得了蔣介石與朱家骅等人的賞識，并成為他們在國聯外交與對德外交方面的核心智囊，使這位生長于西子湖畔，一生低調的江南文教界耆宿成為20世紀30年代民國外交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來源：《杭州文史》）
